下一个“浙江村”在哪里

据统计，截至1997年底，北京市居留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已达到146万人，在全国特大城市中列居首位。带有地域性的外来人口聚居地已非大红门地区一处，也非浙江村一个“村落”。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流动人口研究专家胡伟略分析其成因说，人口增长与有限土地的矛盾，城市发展的需求与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快，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全国规模的民工潮。北京的地理交通位置，以及当时尚未摆脱短缺经济的市场自然也吸引来大批外来人口。由于不能落户城市，他们便因其地域亲和性聚居在一起，并往往选择在管理比较松散的城乡结合部。而住房租赁的适度放开，更为他们提供了暂居或久居的条件，他们呼朋唤友，携妻带子像雪球一般越团越多，形成一种类似社区性质的外来人口聚居地。

应该说，十几年来，“浙江村”的外来人员托起了京南服装市场，繁荣了京郊经济，给南苑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效应，他们带给当地农民市场观念的转变，成为这一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动力源。但同时，与这一过程相伴生的是人口压力带给环境、市政的巨大负荷，外来人口聚居的封闭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时时暴露出来。人口学家指出，外来人口社区的封闭性，容易引发帮派、赌博等社会问题，其藏污纳垢，也影响社会的安定。

北京市政府曾对“浙江村”做过三次大规模的清理与整顿，尤其在1995年的清理整顿中，拆除了大量违章建筑，没收违法器械，城南市场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进。此后北京市唯一的大红门警署在此成立，警力得以加强，社会治安得到保障，发案率明显下降。南苑乡政府还从抓房屋出租管理入手，对外来人员的居留、从业等实行动态管理，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将外来人员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胡伟略先生说，既然外来人口自然形成的聚居地已经形成，最好的办法是加强服务，规范管理，引导他们建成清洁文明的经商社区，使其商业行为与首都整体经济融合发展。但今后还是应该避免这种人为的人口聚居的形成，因为它给管理工作细化带来太多的难度。

丰台区政府大红门地区管委会的人士认为，大红门地区的综合整治只有与环境、市政的建设相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比如让现有平房住户“就地上楼”，这样就可以遏制农民为多出租房屋而做的私搭乱建，对外来人员提供统一的居住、生产和经商之所，使现有的深街窄巷、棉纺加工易燃物多等消防隐患得到消除。南苑乡建设科科长梁超说，由于没有“大市政”，这里常见以“渗井”的方式排污，“渗井”直接污染了地表水和地下水，而当地居民又以井水为饮用水，因此大市政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宋先生还提出，应该将经济理论导入行政管理之中，如可否用级差地租方式缓解或遏制外来人口的规模化问题，引入竞争机制，鼓励京温市场一带有实力的企业或工场兼并小的企业或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引导他们扩大商业内涵，上规模、上档次，成为现代化的服装企业并使其纳入首都经济范畴之中。